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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宇廷:制造非物质化温暖


东方早报   2008-5-30 10:28:03

国民党高官陈诚之孙、出家三年的游僧、麦肯锡市场高级管理顾问、倾囊而出的捐赠者,创新开展公益创投的第一人……事实上,笼罩在NPP公益伙伴组织执行理事陈宇廷身上的种种传奇的光辉,只存于在他者的眼中,而对陈宇廷来说,所有的过程都是自然间发生的。


        陈宇廷

  与记者见面时,已过不惑之年的陈宇廷把自己装在宽松飘逸具中国元素的服饰里。而他的语速也如衣服的质地一般舒缓。从眼下他正从事的为公益机构提供专业服务的种种努力,到留存在记忆中孩提时代前辈对他的影响,先前被媒体渲染过的传奇经历,在讲述中竟变得波澜不惊却又不乏独到见地。早报记者程奕

  谈公益

  对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特别乐观

  早报:国内企业家大多没有太多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传统,而你却在传教布道一般努力创造一个让公益事业更有效率的模式,这是不是太过理想化了?

  陈宇廷:在中国,现在整个公益领域的发展,有点像是民营企业在1980年代初期时候的状况,开始的时候落后于人家。但正因为暂时落后,也使得我们一开始就能借鉴一个较好的模式,避免前人的错误。

  总体来说,我对中国未来公益事业的发展特别乐观。前一阵子我去北大、清华演讲,我会问底下数百名学生有多少学生愿意毕业以后花一年时间,拿很少的薪水去偏远地区做一些有意义的服务,几乎每场学生中举手愿意去一年的达30%~40%。中国高学历、高收入人群中都已经开始有了社会责任意识,要去从事一些公益活动。但是,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,需要有人提供他们正确的机会来做这个事情。像阿拉善生态协会,很多人觉得它只是企业家的俱乐部,我在去年担任了协会副会长,在与企业家接触时发现他们私下交谈时都已经开始考虑,自己该为人类、为社会留下些什么。最尖端的群体正开始朝公益事业的方向上走。目前,对公益慈善事业有兴趣的跨国企业比较多,而本地企业家还处于一种观望状态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NPP(non-profitpart-ner)公益伙伴组织在历经近一年的筹备之后于去年诞生了。

  NPP公益组织由麦肯锡、德勤、奥美等专业服务公司以及摩托罗拉、诺华等大型企业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、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,每一家理事单位都会贡献资金、专业服务及人力资源。

  早报:现在国内已经有不少的公益性的基金会,政府也已经推动了不少公益项目,NPP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?

  陈宇廷:在洛克菲勒那个时代,个人捐款数额可以达到政府总预算的30%,现在,把比尔-盖茨、巴非特的捐款数加起来乘以十都到不了1%。政府实力越来越大,但有些事民间做会比政府更适合。公益组织民间组织是拾遗补缺的角色,要解决一个问题,政府从作出决定决策到开始实施,整个过程需要二到三年、甚至更长,中间这段时间,民间组织就能起到作用。第二重角色意义在于创新,政府永远要做一个照顾群体层面最广、最大、最安稳的事情。不可能为求创新而担风险。但是民间组织就能扮演创新实验的角色。第三重意义在于民间组织可以更深入到个体。政府或许可以提供更好的硬件,但是民间组织可能更多给帮助对象带来心灵层面的归属感。

  在北欧一些高福利国家中,自杀率也往往偏高,表面上看,这些国家的民众完全没有生活问题,但这些就是找不到活在世界上的理由。一个民间组织在某种程度上,能通过行动为人们找到终极问题的答案。它的意义就在于为社会制造非物质化的和谐与温暖。

  早报:NPP成立了一年半时间,主要成功项目有哪些?

  陈宇廷:NPP的根本任务是辅助其他的公益组织帮助他们更好地开展活动,它是公益组织领域内的一个公益组织,眼泪指数也很低,我们做的事写在报章杂志上读者不会感动得哭。

  最主要的项目,都是针对中国目前慈善公益事业的几个问题所做的。通过研究发现,中国公益界主要存在缺乏资讯和透明度,缺乏专业的资源和管理,缺乏吸引培训跟保留人才的机制等问题。同时整个大环境中,法律、结构各个方面还需陆续完善。NPP据此调配整体资源。

  其中最令青年白领感兴趣的大概是现在已经有400多个报名的“爱客”,也就是专业的志愿者,现在爱客最多来自麦肯锡、德勤、奥美这些组织内成员公司的志愿者,“爱客”们以小组的形式协助公益组织,有些解决公益组织面临的各式各样的问题。去年一共帮助了近20家公益组织。“爱客”们已经为文化遗产保护、儿童自闭症、农民工子女教育等组织提供了各种帮助,建设网站,理顺财务,拟定基础的策略等等。

  早报:NPP开展工作有没有遇到困难?

  陈宇廷:有些人认为我在做吃力不讨好的事。虽然有困难,但我愿意做打基础的工作。一开始,一些中国企业家对于公益事业怀疑心非常重,好像做公益就是有政治诉求或者另有所图。

  谈自己

  将门虎子,出世为了更好地入世

  早报:为中国公益事业开辟新疆域,是比化缘更苦更累的事情。作为将门之子,这和家人对你的影响有关么?

  陈宇廷:我10个月大的时候祖父过世了。很小的时候隐约记得人们如何纪念他,我小学一二年级,同学就开始议论,说我是陈诚的孙子,所以爷爷对我的影响很大。

  

抗日战争23场主要战役,我爷爷指挥了17场。他推行“三七五减租”,奠定台湾经济基础。这是在蒋中正不知道的情况下他自己干的。人家问他为什么要干,他说十几年前的国民代表大会就通过了土地改革大决议,现在有机会当然要去做。

  他推动民主选举。没有人愿意出来参选,爷爷就挨家挨户动员,当时标准很简单,谁是孝子,就选这样的人不会有错。物质上,爷爷基本上什么都没留下来,只有些又破又烂的桌子、椅子。那个时候我问家里人这桌子怎么了,他们说这桌子蒋中正、宋美龄送的,可三夹板一脚就踢穿了,原来是底下人贪污,爷爷不太在乎这些,其实他一辈子就希望做一个农民,非常羡慕解甲归田的日子,不喜欢

保镖前呼后拥的生活。

  我年少时在美国长大,所以感觉自己算是非常叛逆的,我时常讲如果我爷爷在,可能没几天就把我枪毙了。因为他是非常严谨跟正规的人,而我却总希望当一个令狐冲。

  我父亲也继承很多爷爷的风范,当时作为高官,他手上随时都有好几十亿资金可供周转,但是他没有拿一毛钱回家里。父亲在做“国防部长”、“监察院长”的时候,我们俩几乎无话不谈。他也是那种不太多权衡得失利弊的人,可能是先天基因遗传吧。

  现在,我们都时常通过各种方式聊天。父亲教给我的都是他一辈子的心得。他经常跟我讲无我利他,对我来讲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,既然生为人,就一定有我,如果不是通过一些修行方法,不可能做得到。因为现在来讲,我觉得离他对我的期望,距离还很远。爷爷和父亲对我的影响,身教大于言教。

  早报:1992年,你曾削发为僧,云游四方。并在台湾发起创立重要的台禅寺佛学院。但让人惊讶的是,你接受的其实是纯粹正统的西方教育。23岁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电子计算机系,以后又在

哈佛大学商学院攻读MBA。你怎么会决定用三年的时间出家?

  陈宇廷:佛教其实不特别要求你去信什么,我认为它是锻炼内心的一套完整方法。体育运动锻炼肌肉,但是,如果要让自己变得更坚强,心该怎么锻炼呢?修佛三年,就是这个目的。

  我刚出家那时,有同学跑来劝我说“天涯何处无芳草,不要自己想不开啊”。其实,我就是希望可以好好学这些修炼身心的方法。现在大陆没有这个环境,大部分人想到的就是迷信。怎么办呢?我建议,要修炼就可以从做善事开始。对周围的朋友好一点,先做简单的事情。但是有一天我相信这个心智科学古老的传统,会回来的。我对父亲特别感激的是,他很有系统地把这些东西教给了我,在适当的时机给我该看的书,介绍我很多应该去学的老师。

  陈宇廷正借助NPP这样一个公益组织让他继续完成自我与整个团队的不断修炼。既然是修炼,那一定还存在着不少需要强化的地方,但陈宇廷愿意享受这样的过程。

 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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